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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与中国唇齿相邻，
中韩两国自古以来就有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茶文化是两国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内容之一，特别是茶文化作为中韩文化交流关系的纽带，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是茶的祖国，是茶文化的发源地，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在向世界各地传播时较早地传入朝鲜半岛。中韩茶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千多年来绵延不断。汉魏两晋南北朝以迄隋，中国饮茶风俗从巴蜀地区向中原广大地区传播，茶文化由萌芽进而逐渐发展。当时朝鲜半岛可能会接触中国的饮茶，但无可靠的文字记载因而忽略。下面从新罗统一、高丽、朝鲜、现当代四个时期来叙述韩茶道的形成和发展。
一 新罗统一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饮茶风俗普及，中国茶道——煎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兴盛，茶具独立发展，茶书画初起，茶馆萌芽，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一个高峰。
（一） 新罗饮茶之始
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新罗为求佛法前往中国的僧人中，载入《高僧传》的就有近30人，他们中的大部分是在中国经过10年左右的专心修学，尔后回国传教的。他们在唐土时，当然会接触到饮茶，并在回国时将茶和茶籽带回新罗。高丽时代金富轼《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茶自善德王有之。”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公元632-647年在位。高丽时代普觉国师一然《三国遗事》中收录的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
。这是驾洛国金首露王的第十五代后裔新罗第三十代文武王即位那年（公元661）,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祭祖时所遵行的礼仪，其中茶作祭祀之用。由此可知，新罗饮茶不会晚于七世纪中叶。
（二）新罗饮茶的发展
在宫廷，新罗大多数国王及王子与茶相依，茶为祭祀品中至要之物。三十五代景德王（公元741-765年在位）每年三月初三集百官于大殿归正门外，置茶会，并用茶赐臣民；在宗教界，与陆羽同时代的僧忠谈精于茶事，每年三月初三及九月初九在庆川的南山三花岭于野外备茶具向弥勒世尊供茶，忠谈曾煎茶献于景德王；仙界人物花郎饮茶以为练气之用，花郎有四仙人在镜浦台室外以石灶煮茶。曾在大唐为官的新罗学者崔致远有书函称其携中国茶及中药回归故里，每获新茶必为文言其喜悦之情，以茶供禅客或遗羽客，或自饮以止渴，或以之忘忧。崔致远自称为道家，但其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
（三）新罗茶风的兴盛
《三国史记·新罗本纪·兴德王三年》载：“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命植于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有之，至于此盛焉。前于新罗第二十七代善德女王时，已有茶。唯此时方得盛行。”
新罗第四十二代兴德王三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金大廉，于唐土得茶籽，植于地理山。韩国饮茶始兴于九世纪初的兴德王时期，并且开始种茶，这时的饮茶风气主要在上层社会和僧侣及文士之间传播，民间也开始流行。
（四）新罗的饮茶法
新罗当时的饮茶方法是采用唐代流行的饼茶煎饮法，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中煎煮，用勺盛到茶碗中饮用。崔致远在唐时，曾作《谢新茶状》（见《全唐文》）其中有：“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描写的便是煎茶法。崔致远为创建双溪寺的新罗国真鉴国师（公元755-850年）撰写的碑文中记：“复以汉茗为供，以薪爨石釜，为屑煮之曰：‘吾未识是味如何？惟濡腹尔！’守真忤俗，皆此之类也。”真鉴国师曾于公元804—830年在唐留学，“为屑煮之”乃将茶碾罗成末煎之，且用石釜煎茶。崔致远于唐僖宗时在唐，正是唐代煎茶法盛行之时，故回国后带回大唐的煎茶法。
新罗统一初期，开始引入中国的饮茶风俗，接受中国茶文化，是新罗茶文化萌芽时期，但那时饮茶仅限于王室成员、贵族和僧侣，且用茶祭祀、礼佛。新罗统一后期，是新罗全面输入中国茶文化时期，同时也是茶文化发展时期。饮茶由上层社会、僧侣、文士向民间传播、发展，并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总之，新罗统一时期，
新罗接受、输入中国的茶文化，开始了本国茶文化的发展。饮茶首先在宫廷贵族、僧侣和上层社会中传播并流行，也开始种茶、制茶、在饮茶方法上则仿效唐代的煎茶法。
二 高丽王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点茶茶道形成并流行，茶文学和茶具文化日益繁荣，茶馆兴起，茶书画始兴，形成了中华茶文化第二个高峰。
高丽王朝时期，受中国茶文化发展的影响，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和陶瓷文化的兴盛时代。高丽的茶道——茶礼在这个时期形成，茶礼普及于王室、官员、僧道、百姓中。
（一）王室及朝廷茶文化
每年两大节：燃灯会和八关会必行茶礼。燃灯会为二月二十五日，供释迦，八关会是敬神而设，对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在秋季之十一月十五日设祭。由国王出面敬献茶于释迦佛，向诸天神敬祷。
太子寿日宴，王子王妃册封日，公主吉期均行茶礼，君王、臣民宴会有茶礼。朝廷的其他各种仪式中亦行茶礼。
（二）佛教茶文化
高丽以佛教为国教，佛教气氛隆盛，禅宗中兴，禅风大化。中国禅宗茶礼传入高丽成为高丽佛教茶礼的主流。中国唐代怀海禅师制订的《百丈清规》，宋代的《禅苑清规》、元代的《敕修百丈清规》和《禅林备用清规》等传到高丽，高丽的僧人遂效仿中国禅门清规中的茶礼，建立韩国的佛教茶礼。如流传至今的“八正禅茶礼”，它以茶礼为中心，以茶艺为辅助形式。表演者席地而坐，讲究方位与朝向。
高丽王朝时期与新罗时期的明显区别不仅以茶供佛，而且僧侣们要将茶礼用于自己的修行。真觉国师便欲参悟赵州“吃茶去”之旨，其《茶偈》曰：“呼儿音落松罗雾，煮茗香传石径风。才入白云山下路，已参庵内老师翁。”
著名诗人、学者、韩国茶道精神集大成者李奎报（1168-1241）也把参禅与饮茶联系在一起，其诗有：“草庵他日扣禅居，数卷玄书讨深旨。虽老犹堪手汲泉，一瓯即是参禅始。……”表现了禅茶一味的精神。
（三）儒道两家的茶文化
高丽末期，由于儒者赵浚、郑梦周和李崇仁等人的不懈努力，接受了朱文公家礼。在男子冠礼，男女婚礼，丧葬礼，祭祀礼中，均行茶礼。著名茶人、大学者郑梦周《石鼎煎茶》诗云：“报国无效老书生，吃茶成癖无世情；幽斋独卧风雪夜，爱听石鼎松风声。”
流传至今的高丽五行献茶礼，核心是祭祀“茶圣炎帝神农氏”，规模宏大，参与人数众多，内涵丰富，是韩国茶礼的主要代表。
道家茶礼，焚香、叩拜，然后献茶，其源出于宋。
（四）庶民日常用茶
高丽时代百姓可买茶而饮，在冠礼、婚丧、祭祖、祭神、敬佛、祈雨等典礼中均用茶。
（五）饮茶方法
高丽时期，早期的饮茶方法承唐代的煎茶法；中后期，采用流行于两宋的点茶法。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宋朝使者徐兢一行访问了高丽，徐后来著有《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但图已佚失，惟文流传。其《茶俎》条记：“土产茶，味苦涩不可入口，惟贵中国腊茶并龙凤赐团。自锡赉之外，商贾亦通贩。故迩来颇喜饮茶，益治茶具，金花乌盏、翡色小瓯、银炉、汤鼎，皆窃效中国制度”。其时以中国团饼茶为贵，茶具、饮法皆仿效中国制度。徽宗时，是中国点茶道的高峰时期，赵佶本人就是点茶高手，亲撰《大观茶论》。高丽接受中国点茶道当不会晚于北宋徽宗时。
李奎报在《谢人赠茶磨》诗中说：“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用石制的茶磨研出绿色的香茶粉。李仁老（1152-1220）《僧院茶磨》诗：“风轮不管蚁行迟，月斧初挥玉屑飞。法戏从来真自在，晴天雷吼雪霏霏”。唐代煎茶用茶末，碾即可；宋代点茶用茶粉，非磨不可。故知当时的高丽流行点茶法。
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兴盛之时，初期流行煎茶道，中晚期流行点茶道。茶具文化也极辉煌，并影响日本。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本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就是代表。
总之，宋元时期，高丽在吸收消化中国的茶文化后，开始形成了民族特色的茶文化，茶礼便是代表。高丽时期是朝鲜半岛茶文化的最辉煌时期。
三 朝鲜李朝时期
这个时期，在中国明朝后期、清朝前期，弃团饼而用散茶的泡茶道形成并流行，紫砂茶具独领风骚。茶文学艺术兴盛，茶馆繁荣，形成了以泡茶道为中心的中华茶文化第三个高峰。清朝中期以后，中华茶文化由盛转衰，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茶文化衰落。
朝鲜李朝时期，前期的十五、十六世纪，受明朝茶文化的影响，饮茶之风颇为盛行，散茶壶泡法和撮泡法流行朝鲜。始于新罗统一、兴于高丽时期的韩国茶礼，随着茶礼器具及技艺化的发展，茶礼的形式被固定下来，更趋完备。朝鲜中期以后，酒风盛行，又适清军入侵，致使茶文化一度衰落。至朝鲜朝晚期，幸有丁若镛、崔怡、金正喜、草衣大师等的热心维持，茶文化渐见恢复。
丁若镛（公元1762-1836年），号茶山，著名学者，对茶推崇备至。著有《东茶记》，乃韩国第一部茶书，惜已散逸。金正喜（公元1786-1856年）是与丁若镛同时而齐名的哲学家，亲得清朝考证学泰斗——翁方纲、阮元的指导。他的金石学和书法也达到了极高的水平，对禅宗和佛教有着渊博的知识，有咏茶诗多篇传世，如《留草衣禅师》诗：“眼前白吃赵州菜，手里牢拈焚志华。喝后耳门软个渐，春风何处不山家”草衣禅师（1786-1866年），曾在丁若镛门下学习，通过40年的茶生活，领悟了禅的玄妙和茶道的精神，著有《东茶颂》和《茶神传》，成为朝鲜茶道精神伟大的总结者，被尊为茶圣，丁若镛的《东茶记》和草衣禅师的《东茶颂》是朝鲜茶道复兴的成果。
在《世宗实录》（公元1454年）里记载庆尚道有6个地方和全罗道28个地方产茶，在《东国舆地胜览》（公元1530年）记载庆尚道有10个地方及全罗道有35个地方产茶，庆尚道有3个地方和全罗道18个地方产贡茶。高宗二年（公元1885年）中国茶二次大规模渡海传入。朝鲜时期产茶遍及朝鲜半岛的南部。
朝鲜李朝时期，中国的泡茶道传入，并被茶礼所采用。但煎茶法和点茶法同时并存。朝鲜茶文化通过吸收、消化中国茶文化之后，进入稳定的发展时期，在民间的饮茶风尚走向衰弱后，反而茶精神发展到了高峰时期。朝鲜的茶文化由盛而衰，由衰而复兴。
四 现当代时期
现当代是指二十世纪以来，这个时期，韩国茶文化走着一条独立发展的道路。
韩国在日本统治下，全国47所高等女子学校中的大部分学校中都开设了茶道课，但茶文化发展缓慢。1945年光复后，茶文化复苏，饮茶之风再度兴盛，韩国的茶文化进入复兴时期。
这一时期，韩国茶人出版了《韩国茶道》（1973），建立了茶道大学，创立了多种茶文化团体，今年又创办了《茶的世界》杂志。
韩国“茶学泰斗”韩雄斌先生不仅将陆羽《茶经》翻译为朝鲜文，还积极收集茶文化资料、撰述中国茶文化史，奠定韩国茶文化向中国寻根的观念；
百岁茶星、韩国茶人联合会顾问、陆羽茶经研究会会长崔圭用先生，早在1934年就到中国并侨居8年，深入中国主要茶区，潜心致力于中韩茶文化的研究，出版了《锦堂茶话》、《现代人与茶》、《中国茶文化纪行》等书，翻译了明代许次纾的《茶疏》和当代庄晚芳的《饮茶漫话》等书。崔圭用先生特别重视与中国茶文化界的交流合作，90高龄后，仍四次来中国，令人敬佩。
精于茶道、成就卓著的韩国国际茶道协会会长郑相九先生译著《中国茶文化学》，内含中国茶道精神、中国茶文化概观等十二章，内容丰富。近年来，常来中国，率团表演韩国传统茶礼。
还有韩国国际茶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释龙云法师、韩国茶人联合会会长朴权钦先生、韩国茶文化学会会长尹炳相先生、韩中茶文化研究所所长金裕信先生、韩国佛教春秋社社会长崔锡焕等韩国茶人也纷纷前来中国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茶文化交流，促进了中国当代茶文化的复兴与发展。
与此同时，中国的一些茶人、茶文化学者如王家扬（原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陈文华（江西省中国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余悦（江西省民俗研究中心主任）、董淑铎（浙江湖州陆羽茶文化研究会会长）、童启庆（浙江大学教授）、夏涛（安徽农业大学教授）等亦到韩国访问、进行茶文化交流。
旅居韩国的中国籍茶文化学者、韩国中华茶文化学会会长姜堉发先生，多年来致力于在韩国弘扬茶文化，多次率团来大陆参加各种茶文化活动。鉴于他对中韩两国文化交流所做出的贡献，被聘为“2002年世界杯韩国外交大使”。
在当代，中韩两国的茶文化交流不仅频繁活跃，而且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在现当代，中韩两国茶文化互动交流。韩国茶文化独立发展并回传中国，对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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