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刚儿的父亲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他留给潘刚儿的除了家谱，就是一本《广东十三行考》。这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梁嘉彬是当年十三行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夹心饼干商人”。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与东印度公司的通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这么表示。

　　话虽说得刻薄，却道出当时作为洋商首领的苦衷。事实上，在潘振承最为显赫的时候，这种苦衷已经显露出来。

　　潘振承发起重新设立公行，但他和四子潘有度这两任同文行掌门人，都多次试图解散公行，从这矛盾挣扎中，可见一斑。

　　洋商复建公行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利润较大的西洋贸易。没想到，却沦为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工具。十三行洋商利用皇朝指定的垄断特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官府与外商之间周旋，两边都要讨好，因为他们都是“衣食父母”。

　　这多重的角色、复杂的关系，令潘振承担任公行总商不久，就感觉深深陷入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渴望恢复自由商人的身份。

　　中山大学章文钦研究指出，公行成立后，共同规定进出口货价，加强行商内部的团结和对外商的约束，深为外商所忌，也不利于潘振承等大行商把持垄断贸易。在1768年、1771年、1776年、1777年，清政府历次组织公行中，潘振承总是站在（东印度）公司大班一边。

　　1771年，他曾以10万两贿赂两广总督李侍尧，使他下令解散公行，而从公司中得到补偿。

　　1796年，总商蔡世文因商业失败欠债自杀，潘有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任总商的位置。作为富商之首，他自然被列为贪官敛财的对象。

　　这一时期的营商环境恶劣，当潘有度对经商已有倦意时，四大首富之一——广利行的卢观恒却卷入了一场飞来横祸中。

　　1807年2月，东印度公司船只“海王星”号上岸度假的水手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一名中国人丧命而凶手逃逸。作为“海王星”号的保商，卢观恒因此被广州官员责成缉访凶手到案。为了应付官府，卢观恒只能上下使钱，又出赏钱缉凶。结果一无所获，财产损失大半，他也受到官吏的拷打与羞辱。

　　急流勇退第四代再无行商

　　此事强化了潘有度急流勇退的念头。1808年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才获准退商，以避开营商困难时期。

　　不料1814年，十三行商业疲软，行商大多濒临破产，粤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不强为理由，逼迫潘有度复出。1815年潘氏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不过，此时同孚行商业地位已不如前。原来排名第三的伍家怡和行则跃居首位。

　　相比起父亲，潘有度在生活中完全是读书人的做派，而非商人。他的儿子潘正炜则更将这一做派继承发扬。到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同孚行主动停业。

　　翻开潘氏的族谱，潘家担任39年总商、叱诧商界风云的历史丝毫没有记载。对潘振承靠商业起家只是轻描淡写，对潘有度、潘正炜参与商业活动更是只字未提。潘刚儿不由感慨，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商业被鄙视为低下的行业，商人地位低微。

　　潘家从第四代开始，家族再无行商，到了潘刚儿这一代，倒是总共出过4个翰林、5个举人，成了文化之家。

　　潘家处于全盛时，曾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购置约20公顷的地，修第宅、建祠堂。落籍广东番禺的潘振承，念念不忘自己的先祖乃福建漳州龙溪乡人，将建筑群落一带亦命名为“龙溪乡”。据说同文行的“同”字也取自原籍同安县，“文”字取自原籍文圃山。潘振承去世后，归葬于原籍。

　　而今的潘家花园、潘家祠，早已变成大杂院，应了那句“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那龙溪首约、龙溪二约、潘家祠道等地名，似乎提醒着，三百年前一个十三行家族曾经的辉煌繁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