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岁的蔡梅是潘振承的第六代孙媳妇，她仍住在潘家大院，虽说这座宅第已相当破旧，但细看依然能见到昔日的辉煌气魄，高门大户，中西合璧。

　　“20世纪初，广州刚有电力，潘家出了个广州电力公司的经理。”68岁的潘刚儿，广州十三行行商首领潘振承第八代后人，如是介绍十三行时代之后潘家的“商人”。而他本人现在是华南理工大学机械系的退休教授。

　　因为“哥德堡”号仿古商船造访广州，潘刚儿在同福西路的居所，包括这一带的骑楼，都被粉刷一新。他与黄启臣、陈国栋两位历史研究学者合写的《潘同文（孚）行》一书，也赶在这条船抵达广州前两天付梓。

　　回顾三百多年前的中瑞贸易，潘氏商行的确是其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在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的85年间，潘家作为十三行首领长达39年，与卢家、伍家、叶家，四大行商位列清代广州四大首富。

　　福建贫苦少年闯荡广州

　　和改革开始后，大量流入广东珠三角企业的外来打工仔一样，两百多年前，潘氏家族的发家人潘振承也有着相似的命运轨迹。

　　潘振承出生在福建同安县一个贫苦家庭，少年时给人当船工，壮年时由闽入粤，曾经去过三次吕宋（今菲律宾）。

　　初到广东的潘振承在十三行一位陈姓商人的商行里做事，获得信任和全权委托。等到陈姓商人回乡，他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商行：同文行。

　　彼时的广州，确是一片创业沃土。

　　1685年，康熙帝下令：废除明朝以来的禁海令，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虽然表面上是四口通商，但由于贸易量有限，其实外洋商人大多只在广州一口贸易。其他三口，无论在来华船只数量上，还是上缴税收上，都远远无法和广州相比。这也就不难理解，潘振承为何要选择“由闽入粤”。

　　与潘振承有着同样选择的，还有另一位着名行商伍家。史料记载，伍家先世原居福建，在武夷山种茶为业。1783年，伍国莹（曾任同文行司事、伍秉鉴之父）在广州创建怡和行。

　　同文行成立十余年后，乾隆帝一道“一口通商”的上谕，给潘振承制造了巨大的发展机遇。而这道上谕，在历史学者看来，是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

　　三年后，1760年，潘振承联合8家洋行行商，向清政府呈请设立外洋行（公行），成为专营中西贸易的封建垄断贸易机构。这是十三行历史的一大转折。

　　投资瑞典东印度公司

　　在今天瑞典哥德堡博物馆仍藏有潘振承的玻璃画像，这是当年潘振承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董事尼科拉斯。萨文格瑞的礼物，这证明了他十分重视与瑞典商人的友谊。

　　美国教授穆素洁（SushetaMazumdar）博士的研究报告指出，潘振承参与建立国际贸易网络，投资到瑞典东印度公司。现存瑞典的档案中保存有潘振承的商贸记录。

　　还有着述认为潘振承曾到过瑞典。

　　“潘振承是否真的到过瑞典，同文行与瑞典的贸易额有多少，我没有办法考证。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是瑞典商人在广州最重要的合作伙伴，同文行与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关系建立了非常友好的关系。”潘刚儿说。

　　潘刚儿更愿意把这位先祖称为“世界性大商人”。他介绍，潘振承的贸易区域遍及当时对华贸易的西欧所有国家，以及小吕宋等东南亚国家。

　　潘振承选择了英国和瑞典作为主要贸易伙伴国——这两个国家对中国贸易需求量大，商人的支付能力也较强。1785年，中国茶叶出口共232030担，出口英国为154964担，出口瑞典为46593担。在当年的对华贸易各国中，中国与英国、瑞典的茶叶贸易量分别处于第一、二位。这从而保证了同文行对外贸易额始终保持为同行之首。

　　瑞典资料表明，18世纪60年代经常出入广州的帆船，其名可考者实有37艘。其中有3艘经营者为潘振承。

　　退赔质量差茶叶为外商称道

　　潘刚儿说，潘振承之所以能够成为广东洋商首富，直接原因是他特别积极地参与了当时还是一项新鲜事物的“全球化贸易”。但从更深刻的层次来探讨，是潘振承以信为本、以诚相待的经营理念，让他赢得了人心，从而赢得了市场。

　　乾隆四十八年（1783），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部退回1781年运去英国的质量差的1402箱武夷茶时，潘振承如数进行赔偿，树立了广州的行商向外商退赔质量差茶叶的先例。除了退赔，潘振承还准许给外商赊购适量货物来显示他的诚信。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曾经称他为“实可称为当时行商中最有信用之唯一人物”。

　　当行商颜时瑛、张天球因拖欠外商款项，而落下发往伊犁当差的悲惨结局，潘振承却能凭借在外商中的良好信誉，有充足资金让同文行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