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茶兴于唐，而盛于宋” 广义的茶文化是“指整个茶叶发展历程中有关物质和精神财富的总和。”(2)即“人们对茶的自然属性的认识和利用所产生的全部社会现象的总和，包括茶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人文序列的全部过程及其结果，其主要范围是茶的生产工艺、关于茶的俗信和科学知识、关于茶的风俗习惯以及围绕茶的生产和消费所派生的道德体现、礼仪规范和审美内容。”(3)人们通常从四个层面来理解茶文化，它们分别是：物态文化层（指茶叶生产活动和产品的总和，如茶叶的栽培、制造、加工、保存、化学成分等）、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茶叶生产消费中所形成的一些社会规范，如历代统治者的“茶政”即纳贡、税收、专卖等）、行为文化层（指茶叶生产和消费过程中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些行为模式，通常表现为茶礼、茶艺、茶俗等）、心态文化层（指人们在应用茶叶的过程中所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等）。其中第一层次（物态文化层）属于一门已经十分完备的学科——茶叶科学（简称茶学），第二层次（制度文化）或属于经济史研究的范畴，而第三、第四层次则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茶文化，也即狭义的茶文化。中国茶文化的核心——茶道和茶艺就包含在这狭义的茶文化之中。“‘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 ‘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 (4)艺、道是相辅相成的，“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茶艺，有名，有形，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就是精神、道理、规律、本源与本质，它经常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但可以通过心灵去体会。茶艺与茶道结合，艺中有道、道中有艺，是物质与精神高度统一的结果。”(5) 如果将茶文化比作一个躯体的话，那么茶艺是血肉骨骼，而茶道则是灵魂。尽管中国利用，种植茶叶的历史或可追溯至神农时代，但直到陆羽在《茶经》中提出了一整套茶学、茶艺和茶道思想，方被视作具有精神内涵的中国茶文化真正的开始。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述：“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于是茶道大行。”甚至“穷日尽夜，殆成风俗。” (6) 开放、外倾，色调热烈的唐代文化同样赋予茶文化以盛唐气象，晚唐的茶道更是由于宫廷贵族的积极参与而达到极致。前些年，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金碧辉煌的皇家茶具也无声的印证着它曾有过的辉煌。如果说唐代是茶文化的自觉时代，那么宋代就是朝着更高阶段和艺术化的方向迈进了。宋人蔡攸在《铁围山丛谈》中如此记述道：“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为盛，而本朝又至佑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7)一言以蔽之即“茶兴于唐，而盛于宋”。有迹象表明，中国气候在过去的几千年中经历了几次暖冷转换，隋唐时代到宋初期属于温暖期，大约在公元1000~1200年间的宋代，我国气候由暖变冷。宋代逐渐转冷的气候，导致了茶叶生产的北限有所南移。却阻挡不了茶文化在这一时期的蓬勃发展。饮茶之风由中原和南方的产茶地吹向了广大的北方地区，“茶之为民用，等于米盐，不可一日以无”，茶叶真正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生活的必需品。宋代茶区面积的不断扩大，产量逐年增长，茶类生产的转制，煮茶向泡饮的演变，“斗茶”、“茗战”在社会上的风行，城镇茶馆的风靡，以及多种茶学著作的问世等无不表明两宋在中国茶文化发展史上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和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不同阶层的人们在享用茗饮的时候，也赋予了它不同的意味，呈现出多彩纷呈的瑰丽景象。宫廷贵族的豪华气派、精致奢华在小小的一杯茶中表现到极致；禅院道观则让人体味煎茶悟道、禅茶一味的宁静；平民百姓则将茶贯穿于日常生活之中，平和满足却又充满着人情味。 文人儒士是古代中国文化潮流的引领者，茶文化也不例外。自唐代以后文人茶道逐步成为一个独立的系统，成为文人士大夫清雅风流的文化生活方式之一。唐人好酒，有所谓诗酒文章成一体的说法，那时文人饮茶的风气并不浓厚，人们举杯把盏品尝的是美酒佳酿。“碧疏玲珑含春风，银题彩帜邀上客。” (8)长安到处都是酒肆高楼，文人们嗜酒成风。相比之下倒是僧人偏爱饮茶，如刘禹锡诗《西山兰若试茶歌》所言：“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嘉客……欲知花乳清泠味，须是眠云跂石人。” (9)到了宋代这种画面彻底改变了。和酒宴的奢华张扬场面相比，品茗显得宁静、安详许多。茶艺虽然不豪华却精细雅致，注重意韵，融琴棋书画、赋诗唱和于一体，使茶道文化成为真正综合性、高度艺术化的文化体系。苏舜钦在《苏学士集》中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典型的文人生活画：“静院明窗之下，罗列图史。琴樽以自愉悦。有兴则泛小舟，出盘、阊二门，吟啸览古于江山之间，渚茶野酿，足以销夏。” (10)饮茶同吟诗作画一样，都是文人抒发胸臆和心灵寄托的一种形式。他们以自然闲适的心境来饮茶，并使之介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宋代的文士秉承唐人注重精神意趣的茶文化传统，进一步把儒学的内省观念渗透到茗饮之中，使得饮茶基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他们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持续地要求茶与茶事精良完备，推动了茶文化在真正意义上的兴起。 文人茶道即不同于寺庙的饮茶，也不同于道观或文儒们的茶道。

二．养生——宋代文人饮茶的功利追求 茶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青睐，是由茶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茶树叶中富含多酚类等收敛性很强的成分，有较强的灭菌和解毒作用，这已然为今日的科学所证实。就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资料，已经无从作出判断茶的药用、食用、饮用究竟孰先孰后。但是通过流传下来的各种传说、民间茶疗方子以及各类典籍的记载，我们就能了解茶为何历来受到如此的高度重视。 “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这则流传甚广的神话，传达着一个来自先民的重要讯息——茶能解毒。此外，茶还能提神解乏。《神农本草》里这样记述：“茶味苦，饮之使人益思、少卧、轻身、明目。” (13) 《神农食经》里则说“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悦志。” (14) 这一条还被茶神陆羽郑重地采录到《茶经》之中。东汉著名的医学家华佗也在他的《食论》中提道：“苦荼久食益意思。” (15)晋代张华在《博物志》里就写得更直接了：“饮真茶，令人少眠。” (16)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茶的各种药用祛病功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唐代的刘贞亮就曾对此作过一番概括：“以茶散郁气，以茶驱睡气，以茶养生气，以茶除病气……” (17)如果说这样还显得比较散乱，那么我们不妨看一下，茶圣陆羽是如何记述的：“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简德之人，若热渴、凝闷、脑疼、目涩、四肢烦、百节不舒、聊四五啜与醍醐甘露抗衡也。” (18)当然，在《唐本草》中，还有更多的关于茶效用的记录，在此不一一赘述。这些记录可以说都出自茶的行家之手，也或者是一些知识分子经过总结而严肃的载入到书籍中，称得上是那个时代的科学思想。其中的很多东西，在今天看来也是经得住检验的。如果仅以一句话来总括茶的效用，那就是：“诸药为各病之药，茶为万病之药”。(19)这是唐代医学家陈藏器的话，也代表着当时大多数人对于茶的认知。 进入宋代以后，茶事更为兴盛已达到“华裔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不时啜而不宁” (20)的地步。两宋的文人更是以前辈未曾有过的热情投身到茶事活动之中，也正是由于他们的介入，使得人们对于茶效的认识进入到了另一个全新的层面——饮茶可以养生。中国文人历来注重生命，热爱生活，这种观念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饮食尤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正如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之一，孙文学说——知难行易》中所言：“中国常人所饮者为清茶，所食者为淡饮，而加以蔬菜豆腐，此等之食料，为今日卫生家所考得为最有益于养生者也。” (21)这种蔬食清饮的习惯，渗透着文人淡泊精致的生活态度，也贯穿着“养生”的功利目的。几乎所有的文坛名流欧阳修、苏轼、晏殊、黄庭坚、王安石、范仲淹、曾巩、陆游、杨万里、朱熹等都与茶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留下了大量的与茶相关的专著、诗、词、赋等，数量之大令人咤舌。他们以文人特有的智慧探索茶性及其实用价值，强调茶的养生健体、延年益寿的作用。用现在的话说也就是更多地把茶当作了一种日常的保健饮品。下面不妨通过部分宋代茶文化典籍，略加分析。 茶作为养生佳品，首推解毒之功效。如前文所述，茶的解毒祛病的作用一直为人称道，在各类宋代文献中不乏这样的记载： “泉州一僧能治金蚕蛊毒，如中毒者，先以白矾末令尝，不涩觉味甘。次食黑豆，不腥乃中毒也。即浓煎石榴根皮汁饮之下，即吐出有虫皆活，无不愈者。李晦之云：凡中毒以白矾、牙茶捣为末。冷水饮之。” (22) 关于茶能治头风、痢疾、明目、解酒、消食、醒神等功效的记载就更多了。如： 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介绍：“静江府修仁县产茶，土人制为方銙……煮而饮之，其色惨黑。其味严重，能愈头风。”(23) 孙升曰：“曾鲁公七十余苦痢疾，乡人陈应之用水梅花腊茶服之，遂愈。” (24) 苏轼还提供了一个宪宗御赐的治泻痢的腹痛良方：“以生姜和皮切碎，如粟米，用一大盏，并草茶相等，煎服。”他不无得意的宣称“文潞公得此疾，百药不效，而余传此方，得愈。” (25) 黄庭坚曰：“鹅溪水练落春雪，粟面一杯增目力。” (26)、“筠焙熟茶香，能医病眼花。”(27)； 谢逸曰：“捧盏纤纤春笋瘦，乳雾泛冰瓷。两袖清风拂袖飞，归去酒醒时。”(28) 郭祥正曰：“昔人多嗜酒，今我酷怜茶。……石泉助甘滑，肠胃涤烦邪。”(29) 梅尧臣《南有嘉茗赋》：“体惰不勤，饱食梁肉，坐以生疾，藉以灵 ，而消腑胃之宿陈。”(30) “尝闻茗消肉，应亦可破遐。饮啜气觉清，赏重叹复嗟。叹嗟既不足，吟颂又岂加。”(31) 谢维新曰：“巴东有别真茗，煎饮令人不眠。”（32） 许及之的《煮茗》曰：“止酒身多病，添书日正长。睡魔推不去，茗碗熟难忘。”(33) 强至曰：“长卿病肺渴欲死，宰予寝兴昼复浓。绿云杯面呷未尽，已觉清液生心胸。”(34) 总之，茶的药用价值是多种多样的，宋代的文士们以真实生动的笔触，严肃的态度为后人留下了他们有关茶的种种认知。正如苏东坡的名句：“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 茶不仅因为其特殊的药用价值为人称道，同样因为可以延年。

三．修身——宋代文人饮茶的精神追求 茶本性高洁，因而从采摘、烘焙到煮饮，都要求十分的洁净。从其物质属性本身来看，是因为茶的物理结构比较疏松，极易吸收异味，手上、工具上或茶具上稍有油腻和异味，就会影响到茶叶的质量。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将它视作纯洁的化身。至今，有些地方每年采摘第一批明前茶时，仍习惯要求未婚的少女在清晨沐浴更衣后，以口含摘来显示对茶不可玷污本性的尊重。 茶之为饮，味苦而甘，发乎深幽，其香浓而不烈，幽雅清芬。茶性温和，饮之却使人清醒，令人兴奋却不迷乱。这一点与同为饮品的酒有着很大的区别，喝酒过多是会乱性的，就像唐代的皎然说的“世人饮酒多自欺”，亦如韦应物所说：“长安酒徒空扰扰，路傍过去那得知。” (51)酩酊大醉的失态是令人难堪的，但是饮茶就不会这样。因为茶的韵味，是天然的清苦与淡泊，来自花香和石韵的润泽，更得益于山间云雾的荡涤，俗尘净除，饮茶能令人更为清醒、理智的面对世界。也难怪它历来被视作是温文尔雅的“饮中君子”。中国传统社会中历来把香草比作君子，把恶木喻为小人。所以，被视作嘉木的茶也就自然而然地因为“亲贤人，远小人”的思想，而倍受人们的喜爱了。正如苏轼所盛赞的：“苦而有味，如忠谏之可治国；多而不害，如举士之能得贤。”(52)司马光则将茶同墨相比较：“茶墨正相反。茶欲白，墨欲黑；茶欲新，墨欲陈；茶欲重，墨欲轻。如君子小人不同，至如喜干而恶湿，袭之以囊，水之以色，皆君子所好玩则同也。” (53)以此表达他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为君子，不做小人。 饮茶，作为一种闲适的生活方式，竟然能够让人在细细地品饮中，陶冶情操，甚至达到某种道德上的净化。这种有意识的凭借饮茶来“修德”，追求理想人格的行为，源自中国古代知识分子重视“修身”的传统。儒家的知识分子终其一身，孜孜以求的是这样一种“道”： “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则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54) 一方面，中国的这种道是“以人间秩序为中心，直接与政治权威打交道；另一方面，“道”又不具备任何客观的外在形式，“弘道”的胆子完全落到了知识分子个人的身上。在“势”的重大压力之下，知识分子只有转而走“内圣”一条路。”(55)以修生养性来完善自己，等待天命的抉择：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 (56) 这种强烈的“修身”意识，来自中国文人安身立命的生活方式，也培育了他们将人格追求与审美价值互相融合的传统。无论“岁寒三友”还是“四君子”之一的菊花都是如此。菊花以其药用价值和自然之美进入到人们的视野之中，魏晋以后菊花的审美价值开始超越其使用价值，文人墨客按照自己的需要赋予它象征意义的内涵。无论屈原还是陶渊明，可能只是在某种境遇下的偶然选择，完全改变了菊花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价值和意义。菊花“独立凌冰霜”的特性成为独立特行、高洁出世的人格之美的象征，正如范成大的诗句所说：“两穷偶寓意，岂必真爱花”。同样，宋代文人在发挥茶的使用价值的过程中，也赋予茶修己爱人、自省独慎、自尊尊人、敬业乐群儒家理想的君子人格。茶性的洁净不可污所暗含的人品高洁的象征意义，恰成为儒家人格思想同茶道相结合的基础。用当代茶圣吴觉农的话来说就是：“君子爱茶，因为茶性无邪。” 茶象征着文人雅士清俊高雅的人品，他们总是清醒、理智地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乐观开朗、清静愉悦。唐人刘贞亮在总结茶之“十德”时，提出“以茶可雅志”、“以茶可养廉”、“以茶利礼仁”、“以茶可交友”等，实质上是将儒家中庸、仁礼的思想纳入到茶道中来，把饮茶作为养廉、雅志、励节的手段。宋代文人秉承这一传统，在他们歌咏名茶、名泉的诗文中多有表达和赞颂这些精神的佳作。 饮茶可以养廉示俭，这一点茶圣陆羽在《茶经》中，就曾开宗明义的指出过：“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 (57)，定下了文人茶道的基本准则。宋代大儒朱熹年少时戒酒饮茶，以此表达谦虚谨慎，不重虚华，崇尚俭朴的生活态度。并自书一联以明志：“客来莫嫌茶当酒，山居偏与竹为邻” (58)。 “以茶可雅志” 是刘贞亮总结茶之“十德”时提出的。这个观念在宋人的诗文中表现的最为突出。“雅”是文人茶道一个十分重要的概念，有高尚、文明、规范、美好的含义。儒家最懂得雅俗的分别关系，先秦儒的高远，两汉儒的浑朴，隋唐儒的闳大，宋明儒的诚敬，形成了中华民族高雅的文化血脉。“志”则是为人的价值所在，从个体的人来看，志又与人的后天修养密切相关。儒家认为人若是“失志”就变成“非人”，正是这种深刻的儒家思想导致了“雅”与“志”的结合。茶人的“雅志”，有清高的意味，但更多的是表示高雅、雅洁的品格。欧阳修就在诗中，借茶喻德，讴歌高尚的茶品和人品： “宝云日注非不精，争新弃旧世人情。

四． 怡情——宋人饮茶的艺术追求 中国文人注重生命，所以重视“养生”；中国文人注重生活，所以重视情趣。中国文人的高妙之处在于，即使是面对日常生活的琐事，都给予特定的含义和情趣，追求精神上的满足。这种生活艺术化的倾向，同样表现在茶文化中，体现出中国文人的生存智慧。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塑造出的是中国文人积极进取、自强不息、坚忍不拔，以国家民族的兴旺为己任，不懈追求修治齐平理想的坚毅性格。道家思想培育了中国文人的审美情趣。老子塑造了中国文人冷静、理智、不狂热、不走极端的个性。(65)而庄子则给予中国文人热爱生命、重视现实的人生态度。在大自然的风景中，感受审美的愉悦，超越生活的艰辛、人世间的苦难。即便遭受不幸，仍能寻找到生命的乐趣，积极生活。中国文人因而具有一种喜好“品”的传统风习。这种“品”的鉴赏心态，几乎体现在所有的生活领域中，表现出一种特有的艺术鉴赏精神。品茶就是这样一种高雅的艺术审美活动。驱驰于名利场中的官僚政客和忙于生计的普通百姓，虽然也饮茶，但毕竟限于为名为利不能自拔的境地，无法细细品位出茶中三昧。只有在精神上具有超然之心的文人士大夫方解其中滋味。他们或多或少都具备了“宁静”与“淡泊”的隐逸心理，或大隐于朝市，或小隐于山林，不必忧于衣食，有深厚的文化修养，又有充裕的时间，自然能够为饮茶而饮茶，为研究茶而研究茶，从而能够真正感受到品茶的乐趣。 当然，这种品赏也非自始即有的。中国虽然较早便开始利用茶叶，但基本上对于采摘加工和煮饮等程序都没有太特别的讲究。但随着种茶、制茶、饮茶的习俗不断的发展，尤其是陆羽《茶经》的问世，使我们了解到至少在唐代煎茶饮茶方式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的规范。陆羽在《茶经》中详细的介绍了茶叶质量的鉴别，制茶的工序，煮茶的器具，炙茶、煮茶的火候，水源的选择以及如何处理沸水，培育沸水面上的沫、饽、花和酌茶的分配、饮茶要领等等。这确乎是饮茶史上的一大飞跃。相对而言唐代重视饮茶的技艺，宋代则更重视饮茶的情趣。宋代文人在奋斗进取中，以茶怡情，以茶舒展自我；在仕途不畅时，以茶慰藉心灵。在充满诗情画意的山水中品茶，能令人忘却一切尘世间的烦恼。它要求人们洁净身心，纯而不杂，如此才能与天地万物“合一”，不仅“品”出茶的滋味，也能“品”出茶的精神。 文人饮茶是生活中一种随意的享受，处处透露出高雅的趣味和闲适的心态，体现出一种“遇物自成趣”的艺术情调。或许是春日午后，小睡初醒时，“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 (66)的闲适；也可能是傍晚“沐罢巾冠快晚凉，睡余齿颊带茶香” (67)的自在；又或者是“南州溽暑醉如酒，隐几熟眠开北牖。日午独觉无余声，山童隔竹敲茶臼” (68)的雅趣天成。雪后雾开时的即兴烹点，洋溢着爽快轻松的情韵：“雪夜清甘涨甘泉，自携茶灶就烹煎。一毫无复关心事，不枉人间住百年。” (69)长途跋涉、天热暑渴时，饮茶则是人们全心的期盼，正所谓“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70)在荒山野外，诗人也只能“敲门试问野人家。” (71) 此时一杯香浓的农家茶，尽管没有上好的茶叶，没有精致的茶具，却使人如沐甘霖，充满了野趣和生气，一饮难忘。寂寥时，独自在窗前亲手碾罗，点注调茶，不失为一种很好的调剂：“蛮珍分到谪仙家，断壁残璋裹降纱。拟把金钗候汤眼，不将白玉伴芝麻。” (72)这样的清静自然多少呈现出几分寂寞，些许清思的意味。当他们遇到挫折的时候，这种孤寂之情就表现的愈加突出，苏轼的《试院煎茶》就写下了自己贫病交加之时，以砖为炉、以石铫煎汤的清简苦寂景象： “蟹眼已过鱼眼生，飕飕欲作松风鸣。蒙昔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新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长苦饥，公无玉碗捧娥眉，且学公家作茗饮，砖炉石铫行相随，不用撑肠柱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73) 从险恶的仕途中脱身，在繁忙的公务瑕余品茗息养、思考问题，固然显得有些孤单冷清。以饮茶为契机，论茶说道、赋诗唱和的茶宴，则透露出热闹而又不失文雅的氛围。这种缘自佛门净土的活动，日益成为文人喜爱的文化聚会方式。或三五知己促膝谈心，或广邀宾朋高谈阔论，互赠名茶，品评诗文，表达了彼此间深厚的情义。还是米芾的《满庭芳》词描绘地生动形象： “雅燕飞觞，清谈挥座，使君高会群贤。密云双凤，初破镂金团，窗外炉烟似动。开瓶试，一品香泉，轻淘起，香生玉尘，雪溅紫瓯圆。娇鬟，宜美盼，双擎翠袖，稳步红莲。坐中客翻愁，酒醒歌阑。点上纱笼画烛，花骢弄、月影当轩。频相顾，余欢未尽，欲去且留连。” (74) 文人茶道是一个十分细腻的过程，饮茶时讲究水质的清纯、茶叶的名贵、杯具的清洁与适当。同时也注重品位与情调,要求环境与氛围优美、洁雅、幽静，只有这样方能体味茶性，进入心旷神怡的境界，领略清风明月的妙趣。比外在的物质条件要为重要的是一同饮茶的对象，必是知交好友，同道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