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是古代最高规格的文书，颁发给寺院的圣旨一般是敕封或表彰功德。圣旨碑，一般是作为门坊等建筑的构件，或单独立在显眼的地方，告诉人们这里曾经受过皇帝的敕封或嘉奖。但天心永乐禅寺为什么有两个几乎一样的圣旨碑呢？另一个是否是“状元报恩说”所指的朝廷对“大红袍”的敕封呢？

据天心永乐禅寺住持泽道法师说，“状元报恩说”原记载于《天心寺志》，后来寺志失传于民国战火，便由天心永乐禅寺僧人口头代代相传下来。该寺院后来还受过光绪敕封，林则徐、陈宝琛等朝廷命官先后为其题额，可见天心永乐禅寺在历史上曾经十分显赫。可以想象，这样显赫的寺院肯定有自己的寺志。“状元报恩说”和其他版本的传说相比，更具有历史性、文化性、逻辑性、书面性，可见其确实出自正规的文献，而且口头相传的时间跨度不会太长。因为故事情节、时间、人物、事件与以上考证的史实相符，并无走样。综合“状元报恩说”和上述考证结果，“大红袍”是否受过敕封便不得而知了。

至此，上百年来众说纷纭的“大红袍”的身世终于真相大白。

“大红袍”母树的真假之争

随着“大红袍”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母树“大红袍”的真假之争也愈演愈烈。“大红袍”的指代，实际上经过了从某枞茶树（状元红袍所披盖的茶树）的名称——某品种茶树（武夷山四大名枞之一“大红袍”）的名称——某类别（武夷岩茶）茶叶的总称的转变。所以，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场合，“大红袍”所指代的含义也就不同。如果不知道这个道理，就容易产生混淆，产生真假之争。

根据《武夷山的茶与风景》（陈舜年等著，吴觉农作序，1944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外销物资增产推销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编）一书《上篇·茶》记载：

首先要介绍的是大红袍，这声誉简直是太大了，他生长在离天心岩三四里地的九龙窠，属永乐禅寺（通称天心寺）所有，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不肯以真品示人。据调查，真正的大红袍在九龙窠最后较高的一个岩旁边，岩壁中有一个小孔，常有泉水从岩孔中流出，旁有茶树数株，靠岩壁者为正大红袍，相邻者为副大红袍。大红袍的采摘制造极为讲究，且有极繁重的仪式。成茶不过半斤左右，其成名虽然出于品质的优良，但大半还是宣传的功效。

这段文字明确记载了大红袍有正副之分。“寺僧因游人任意采摘，不肯以真品示人”之句可以这么解读：为了保护“正大红袍”茶树，僧人故意在“副大红袍”茶树附近刻上“大红袍”三字，以转移游人的视线。因为“副大红袍”长在较高的地方，游人不易采摘。僧人这样刻意地“掉包”，实属无奈之举。但此举既可以保护“正大红袍”茶树，无意中也大大提高了“副大红袍”茶树的名气，延续了“大红袍”的品种和品牌。

这和年近百岁、解放前就着手研究武夷岩茶的茶业泰斗张天福老人所说的如出一辙。他回忆说：

 原来的“大红袍”茶树在距离现在“大红袍”不远的地方，就在一个大岩壁下的路边，树枞有将近一米，上面有水滴从数丈高的岩壁上滴下，终年不干，正好滴在茶树上，茶叶非常茂盛，可是在50年代就死了。

民间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人们把“正大红袍”改称为“大红梅”，以混淆是非，起到更好的保护作用。据80高龄、1951年担任“大红袍”母树所在地天心村土地改革小组组长的傅志美老人的回忆，确有其事。他说：

1951年土改时“大红袍”仍为天心寺所有。但因为其历史悠久，名气太大，具有很高的保护价值，如果继续由僧人管理，怕力度不够。后来县里专门为此开了协调会，决定把“大红袍”茶山划归农场管理。在“大红袍”附近还有一枞大茶树叫做“大红梅”，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枯死了。

另外，《中国名茶志·福建卷》的武夷岩茶文章中记载：

现今九龙窠之“大红袍”，据林馥泉一九四一年调查认为系名丛“奇丹”之误。并得寺僧信任，看到了一株真本“大红袍”在九龙窠的岩脚下，树根终年有水从岩壁涓涓流下，树干满生苔藓，树及衰老。曾作记载：树高135厘米，主干八根，……

这些书本记载和两位老人的口述基本一致，不管是《武夷山茶与风景》里说的“真正大红袍”、“正大红袍”还是张老说的“原来的大红袍”、傅老说的“大红梅”还是《中国名茶志》引用林馥泉说的“真本大红袍”，都不是现存的“大红袍母树”。但作为武夷茶四大名枞之一，“大红袍”实际上是茶叶品种的名称，也称为“奇丹”。《蒋叔南游记》第一集《武夷山游记》中写道：“如大红袍，其最上品也，每年所收天心不能一斤，天游亦十数两耳。”可见，“大红袍母树”并非只长在一处。当代茶人吴觉农、林馥泉等人也提到武夷山北斗岩、马头岩等地也有“大红袍”的品种茶。所以，现存的“母树大红袍”虽然不一定是最初传说中的“大红袍”，但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大红袍”茶树是原生态的 “母树大红袍”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