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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年首富故事


发布日期:[08-09-24 ] 收集整理:[武夷山奇苑茶业公司]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

  潘刚儿的父亲是中山医学院的教授,他留给潘刚儿的除了家谱,就是一本《广东十三行考》。这本书的作者、历史学家梁嘉彬是当年十三行天宝行的第六代后人,他对十三行行商的形容是——“夹心饼干商人”。

  “宁为一只狗,不为洋商首。”潘振承的孙子潘正亨与东印度公司的通译谈话时,毫不客气地这么表示。

  话虽说得刻薄,却道出当时作为洋商首领的苦衷。事实上,在潘振承最为显赫的时候,这种苦衷已经显露出来。

  潘振承发起重新设立公行,但他和四子潘有度这两任同文行掌门人,都多次试图解散公行,从这矛盾挣扎中,可见一斑。

  洋商复建公行的目的,是为了垄断利润较大的西洋贸易。没想到,却沦为清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工具。十三行洋商利用皇朝指定的垄断特权,在获取高额利润的同时,也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在官府与外商之间周旋,两边都要讨好,因为他们都是“衣食父母”。

  这多重的角色、复杂的关系,令潘振承担任公行总商不久,就感觉深深陷入清政府严密的控制之下,渴望恢复自由商人的身份。

  中山大学章文钦研究指出,公行成立后,共同规定进出口货价,加强行商内部的团结和对外商的约束,深为外商所忌,也不利于潘振承等大行商把持垄断贸易。在1768年、1771年、1776年、1777年,清政府历次组织公行中,潘振承总是站在(东印度)公司大班一边。

  1771年,他曾以10万两贿赂两广总督李侍尧,使他下令解散公行,而从公司中得到补偿。

  1796年,总商蔡世文因商业失败欠债自杀,潘有度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接任总商的位置。作为富商之首,他自然被列为贪官敛财的对象。

  这一时期的营商环境恶劣,当潘有度对经商已有倦意时,四大首富之一——广利行的卢观恒却卷入了一场飞来横祸中。

  1807年2月,东印度公司船只“海王星”号上岸度假的水手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导致一名中国人丧命而凶手逃逸。作为“海王星”号的保商,卢观恒因此被广州官员责成缉访凶手到案。为了应付官府,卢观恒只能上下使钱,又出赏钱缉凶。结果一无所获,财产损失大半,他也受到官吏的拷打与羞辱。

  急流勇退第四代再无行商

  此事强化了潘有度急流勇退的念头。1808年潘有度以10万银两贿赂海关,才获准退商,以避开营商困难时期。

  不料1814年,十三行商业疲软,行商大多濒临破产,粤海关以其他行商信用不强为理由,逼迫潘有度复出。1815年潘氏复商,同文行更名为同孚行,不过,此时同孚行商业地位已不如前。原来排名第三的伍家怡和行则跃居首位。

  相比起父亲,潘有度在生活中完全是读书人的做派,而非商人。他的儿子潘正炜则更将这一做派继承发扬。到1842年,五口通商之后,同孚行主动停业。

  翻开潘氏的族谱,潘家担任39年总商、叱诧商界风云的历史丝毫没有记载。对潘振承靠商业起家只是轻描淡写,对潘有度、潘正炜参与商业活动更是只字未提。潘刚儿不由感慨,在小农经济社会中,商业被鄙视为低下的行业,商人地位低微。

  潘家从第四代开始,家族再无行商,到了潘刚儿这一代,倒是总共出过4个翰林、5个举人,成了文化之家。

  潘家处于全盛时,曾在广州河南(今海珠区)购置约20公顷的地,修第宅、建祠堂。落籍广东番禺的潘振承,念念不忘自己的先祖乃福建漳州龙溪乡人,将建筑群落一带亦命名为“龙溪乡”。据说同文行的“同”字也取自原籍同安县,“文”字取自原籍文圃山。潘振承去世后,归葬于原籍。

  而今的潘家花园、潘家祠,早已变成大杂院,应了那句“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只有那龙溪首约、龙溪二约、潘家祠道等地名,似乎提醒着,三百年前一个十三行家族曾经的辉煌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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